杨富学 陈亚欣 | 河西史前畜牧业的发展与丝绸之路的孕育
摘要：河西地区史前生业方式经历了由早期农业向后期畜牧业的过渡，以齐家文化为界，早期的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以农为主兼事畜牧，齐家文化以后的四坝文化、骟马文化和沙井文化都呈现出典型的牧业文化特色，以牧为主，兼营农业、狩猎业与采集业。畜牧产品食用有余，可用来换取周边乃至更远地区的日用品和装饰品等，而大型家畜马、骆驼的驯养，为规模化物物交换的长途贩运提供了条件，河西先民与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逐步展开，丝绸之路遂得以孕育。
关键词：考古学文化；河西走廊；牧业文明；丝绸之路
一、河西史前畜牧业的发展与贸易之兴
原始社会时期，人们主要从事采集和狩猎，用以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随着生产工具的使用和改进，人类积累了一定的生产经验，除了能够捕获猎物用以果腹外，还能够将猎捕到的活体动物圈养起来，以备捕不到野兽时食用。人们圈养的动物越来越多，动物的性情越来越温顺，野生动物的驯化现象越来越普遍，逐渐转化成可以蓄养的家畜。先秦时代，畜牧业在河西走廊地区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河西地区考古学文化以齐家文化为界，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以农为主兼事牧业，后期则以牧为主，兼事农业。，而且，河西走廊东西部地区的文化序列也由此而产生差异，主要体现在齐家文化之后，东部的考古序列为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齐家文化→沙井文化，西部序列为马家窑文化→马厂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骟马文化。[1] 河西走廊西部先后形成的四坝文化、骟马文化，分别为羌族和乌孙的遗存，东部为沙井文化则为月氏的遗存。[2]
河西史前经济形态表现出复杂的特点，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环境，人们会随之调整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考古资料表明，马家窑文化是河西走廊地区最早的古文化（公元前3100~前2700年），主要分布在武威、酒泉地区，而且遗址点分布稀疏，仅在个别地点发现零星的遗物。[3] 在马家窑文化之前河西是否有人类居住仍未可知。河西史前遗址较早期者一般显示出的生业方式一般以农业为主，以马家窑文化为典型。马家窑文化的生业方式是以农业为主的，同时兼营饲养业。[4] 马家窑以后则体现为由农业向牧业的过渡，此可以马厂文化为代表。至齐家文化以后发展为以牧业为主，以农业为辅，四坝文化可为其代表。
四坝文化位于河西走廊西部，在玉门火烧沟遗址中发现有存放粟米的陶瓮，民乐东灰山遗址中发现有多种作物籽粒，可见种植业很普及。但此时四坝文化中已经有了包括羊、牛、马、驴、狗、猪在内的家畜，其中羊和牛为主要饲养家畜。在玉门火烧沟遗址现已发掘清理出的312座古墓中，出土物有彩陶、石器、金银器、铜器，其中金银器与铜器并存的现象在国内同时期遗址中鲜见。火烧沟墓葬中还发现了各类兽骨，如狗、猪、牛、马、羊等，其中羊骨数量最多。[5] 四坝文化还存在狩猎业，主要狩猎鹿、兔、羚羊等野兽。与马厂文化相比，四坝文化细石器比重有所增加，其使用也更加普遍，但石器制作普遍粗糙，显示了生产方式的粗放。
（玉门火烧沟墓葬出土小铜刀，图源：《丝绸之路上的文明》）
四坝文化之后，在其故土上又兴起了一种与之并没有多少直接继承关系的骟马文化。据考，这种文化为乌孙的遗存，是一种外来文化，后来又随着乌孙的西迁而在河西地区消亡。骟马文化时期，河西走廊的畜牧业比重进一步增加，这表现在骟马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作物种类减少，家畜种类主要是羊、牛，还出现了骆驼和马这种大型食草动物。[6]
与骟马文化同时或稍后兴起于河西的是沙井文化，应为月氏的遗存。沙井文化的经济形态更多地倾向于畜牧业，已发展到稳定的状态，饲养动物种类繁多，规模也很大。沙井文化用于农耕的生产工具很少，而用于畜牧的铜刀、箭镞却占有很大比例，遗址中出土有大量的动物骨骼、皮革制品，尤其是草原气息浓厚的青铜器物，如鹰头饰、鹿形饰、犬纹牌饰、涡轮形饰等，[7] 都彰显出北方牧业文化的色彩。
从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史前河西地区的生业方式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具有多种经济形态并存的特点，即畜牧业是与农业、狩猎业甚至是渔猎业同时存在的。四坝文化、骟马文化和沙井文化内涵丰富，文化面貌随着考古发掘的进行而不断展示出来。这主要体现在各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量农业生产工具、作物籽粒、动物骨骼、细石器或渔猎用具。这种多元经济的并存，究其原因，首先与当时自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其次就是其他文化影响的结果。
学术界有一种倾向，认为古代社会发展由牧业过渡到农业是一种进步，而由农业转化为牧业则是一种后退。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据俞伟超先生研究，人类早期，由于受生产力条件所限，人们只能在山坡高地及河谷发展原始农业和原始畜养相结合的经济。大致自七八千年至四千年以前，随着青铜时代的到来，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人们才有能力去发展大规模的畜牧业。[8] 这些认识，对于研究河西走廊史前时期的生业方式及其由农业到牧业的转变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而牧业的大发展，又为河西先民与周边人群的贸易往来提供了条件。
史前时期河西走廊的主人是那些从事畜牧业、农业或狩猎业的部族，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与发展，剩余产品出现，社会分工随之得到发展，再加上各地区氏族、部落之间具有不同的经济特点和文化面貌，及至原始社会后期，人类社会开始出现了以物易物的交换活动。在河西地区，社会经济，尤其是畜牧业得到长足发展，人们的劳动所获，不仅可以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生产物有了剩余。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可以拿自己的劳动所得，特别是畜产品，如牛乳、乳制品、肉类、兽皮等与周边甚至远方诸地的农产品、装饰品进行交换，早期的物物交换活动也就应运而生。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有大麦籽粒及大量家畜骨骼，种类有牛、羊、骆驼、马等。骟马文化有骆驼与马的驯养。沙井文化时，大牲口的驯养更加普遍，如永昌蛤蟆墩墓葬即多有马头殉葬品出土。[9] 如M15、M18都有马头骨出土，这种随葬马头骨的墓葬中，墓主人多为男性，随葬品很多，种类也很丰富，包括生产工具如弓弭、镞、铜刀等，还有数量不等的装饰品。永昌西岗墓地中还有马皮出土，如M125中出土马皮带残片。河西走廊古文化遗址中还发现很多与马有关的装饰品，如永昌西岗墓地M29、M74、M187、M329中出土4件三层伫马饰牌。饰牌面凸背凹，三层马中间一马与上下层马相反。[10] 西岗墓地还出土了15件对马饰牌，饰牌为两马反向相反对卧，只表现两马的马头、颈部、前腿和前半身，后半身与另一马相连相对而不表现。马头低下，长颈分鬃。眼睛和嘴均采用凹弦纹和圆孔表现。面凸、背凹。桥形钮。出土时整齐地连缀在死者皮带上，并用朱砂染过。除了以上两种，还有伫对马饰牌等。这种铜马形饰，在柴湾岗墓地中也发现很多。有些刀鞘、匕首、镜皮囊上还印有马形图案。[11]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正义”引康泰《外国传》云：“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为人众，秦为宝众，月氏为马众也。”骆驼的驯养也已经比较普遍，四坝文化、骟马文化、沙井文化遗址中，都有骆驼头骨、蹄趾骨、牙齿等出土。[12] 如永昌西岗墓地M69中发现驼牙2枚，M137也发现驼牙数枚。[13] 驯养马、骆驼一类的大型食草动物，为规模化物物交换的长途贩运提供了条件。[14] 从出土遗物看，早在史前时代，河西地区就与周边地区乃至更远的滨海地区和西亚、中亚等地都发生了经济联系。
河西走廊地处中国版图的内陆地区，因夹峙在高大山脉之间，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南边的祁连山高耸入云，极难翻越；北边为陡峭连绵的山脉和广袤无垠的沙漠，走廊内部则相对平缓易行，分布着片片绿洲。走廊东端口连接的是关中平原和中原内地，那里的生业方式自古以来始终是以农业为主，西端口则通向西域，沙漠戈壁中分布着片片绿洲，尽管有少数绿洲有畜牧业发展，但总体上来说也是以农业为主的。周边农业经济与河西地区的畜牧业经济存在着较大的互补性，为河西史前牧业社会与周边农耕社会物物交换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条件。
狭长的河西走廊对于沟通东西方的贸易而言是极其便捷的贸易通道，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显示，史前时期河西走廊即与其他地区古文化已有初步交流或联系，既有经济方面的，也有文化方面的。虽然这种交流在范围有限、交流规模也很小，但这足以体现出河西走廊及其牧业发展在古代中西物质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不仅具有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而且其自身的需要及用于运输的大牲畜（马、骆驼等）的驯养，都直接促进了东西方贸易的发展。
二、河西史前文化中的舶来品
在河西走廊境内的四坝文化、骟马文化以及沙井文化遗址中，都有大量的海贝、蚌壳出土，1976年，玉门火烧沟发掘一批四坝文化墓葬群，除出土有陶器、石器、铜器与金银器外，墓葬中还普遍出现绿松石、玛瑙珠、海贝和蚌饰。尤其是海贝，数量很多，有上百枚，有的墓葬还出土了长串的海贝。[15] 尤有进者，有的海贝被至于死者口中或贮于陶器之内，显然已经赋予了货币职能。[16] 1986年，河西史前考古调查队在瓜州鹰窝树遗址墓葬中出土蚌饰3件、海贝2枚，并采集到蚌饰7件。[17] 此外，酒泉干骨崖墓地出土蚌牌23件、海贝10枚，[18] 民乐东灰山遗址出土贝饰4件、蚌饰15件，[19] 永昌西岗墓地出土海贝80枚，柴湾岗墓地出土海贝27枚，[20] 兰州土古台马厂文化类型遗址出土6枚海贝。[21] 经鉴定，这些海贝、蚌壳均河西走廊境内所产，大多来自中国东部沿海，如东灰山墓地的海贝产自辽宁、广东、台湾、海南，甚至还有产自遥远的西沙群岛。[22] 这些海贝、蚌壳有的经穿孔用于佩戴，有的出土时置于陶器中，还有的出土时位于死者口中或手里，这说明人们对其非常珍视，或者这些贝、蚌已经有了充当货币的职能。在柴湾岗墓地中还发现有石贝、玉贝，这可能是因为海贝在贸易中流通不足，将石贝、玉贝作为辅助性货币，可见当时的经济贸易十分频繁。
除了海贝，玉也是一种重要的交换对象。我们知道玉在中原地区主要用于琢制礼器或装饰品，作为财富的象征，多为统治阶层和贵族所享用。中原的很多玉器原料是产自新疆地区，如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755件玉器中就有不少是用新疆和田玉琢成的。[23] 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一座商墓出土150余件各类玉器及近千件小玉珠、玉管、小玉片等，玉料初步鉴定有大量新疆和田玉，此外还有蓝田洛翡玉、南阳密玉和独山玉等。[24] 河西走廊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形，成为新疆玉石输往中原的必经之路。玉石类装饰品是河西走廊地区出土数量较多的装饰品之一，也是河西先民最喜爱的首饰，从河西走廊出土的先秦秦汉时期的绿松石、玛瑙、白石等都是河西先民喜爱的装饰品原料。人们运用打磨、钻孔等技术，将这些质地独特，纹饰精美的玉石原料制作成喜爱的形状佩戴，既丰富了生活又促进了手工技术的进步。
史前时期的玉石收藏品在河西地区多有发现，如干骨崖遗址发现有玉斧2件、玉石权杖头1件。[25] 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四坝文化白玉凿，出土于玉门火烧沟遗址。玉质晶莹润洁，琢磨光滑，工艺极为精细，系用上等和田白玉制成，且无使用痕迹，[26] 可能为一种礼器。火烧沟人用这种优质的新疆和田白玉制作礼器，说明当时这种玉石非常珍贵。火烧沟地处河西走廊西部，地理位置上很便捷，易于与西域地区诸部族交往，这件白玉凿即为最好的证明。尤有进者，张掖黑水国史前部落以尚玉、大量用玉而被后人称为“宝玉石部落”。[27]
作为中国四大美玉之一的绿松石，也是河西先民常用的装饰品之一，大多用于颈部装饰，包括绿松石珠和绿松石佩，还有部分绿松石管，这些绿松石多与其他材质的装饰品组合出土。
四坝文化遗址中酒泉干骨崖墓地出土有绿松石管、珠等装饰品，与石珠、肉红石髓等串联在一起出土；玉门沙锅梁遗址也采集到绿松石珠2件、绿松石坠1件以及绿松石原料1件；[28] 瓜州鹰窝树墓地86AY-M1中出土绿松石珠1件。[29] 瓜州县博物馆藏原安西兔葫芦骟马文化遗址采集到的装饰品也出现绿松石饰，如绿松石坠2件。[30] 沙井文化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饰品中，出土绿松石佩的墓葬较多，仅永昌西岗墓地中就有22座墓葬中随葬绿松石佩，大部分绿松石佩均出土于墓主人耳部，如西岗墓地中的M24、M32、M79等。有些绿松石上还留有用于佩戴的细皮绳痕迹，还有的绿松石佩被作为项饰佩戴，如西岗墓地M309中的绿松石佩就是由数股单坯麻线穿成坠于死者颈部，推测应为项链。[31]
玛瑙也是一种深受人们喜爱的玉石种类，对于河西先民来说，这种稀少的玉石自然也是装饰品的重要原料，河西地区发掘的遗址中，也有部分遗址中发现有随葬玛瑙的现象。在永昌沙井文化墓地，考古工作者们分别在西岗M56、M218、M219、柴湾岗墓地M61等七座墓葬中发现玛瑙珠12枚。[32] 其中西岗墓地M56中玛瑙珠呈红色，细筒状，外表光滑，中空，出土于墓主颈部，应为项饰。如前所言，沙井文化为月氏的遗存，《通典》卷192引《玄中记》云：“玛瑙出大月氏。” [33] 可见，当时河西玛瑙贸易之兴盛，已引起世人瞩目。
河西史前墓葬中出土的海贝、蚌壳、玉石、玛瑙、绿松石等，原本都不产于河西，要么来自西域，要么来自东南沿海，都是经过间接交换而来的。这种物物交换过程反映了河西走廊的民族积累财富，扩大对外交流的意识增强。这对于提高自身的经济实力具有促进作用，也为日后的发展奠定经济基础。
三、丝绸之路的早期孕育
如前文所言，海贝、蚌壳的原产地都并非河西走廊，而是出自我国东部、东南部沿海区域，从东南沿海经贵州、四川而入青海，又进入甘肃中部，并折而向西，进入河西走廊。[34] 同时，经过河西走廊，还存在着一条由西向东延伸的玉石之路，这条道路由新疆和田而直达安阳。[35] 法国学者蒂埃里·扎尔科内甚至认为传统的“丝绸之路”之谓名不副实，应该改称做“玉石之路”。[36] 来自河西周边地区的玛瑙、绿松石等，都是沿着这条道路在东西方穿行的。西方文化东输与东方文化西进，两条传播道路交汇于河西，孕育了丝绸之路的雏形，诚如严文明先生所言：“早先是西方的青铜文化带着小麦、绵羊和冶金技术，不久又赶着马匹进入新疆，而且继续东进传入甘肃等地；东方甘肃等地的粟和彩陶技术也传入新疆，甚至远播中亚。这种交互传播的情况后来发展为著名的丝绸之路”。[37]
四坝文化出土数件彩陶权杖头，[38] 干骨崖M44墓墓主手中所握权杖，杖头用玉石（或大理石）制成，工艺十分精良。[39] 这种权杖头这并不是黄河文明的创造。世界上最早的权杖出现于西亚和埃及，河西走廊的这些权杖头明显是受到西亚文明影响的结果。[40] 近年新疆不少遗址都发现有此类遗物，更有助于强固这一认识。火烧沟墓地中出土的菱格纹人足形彩陶罐、人形彩陶罐、点纹鹰形壶、斜网格纹鱼体人足形埙，这些陶器都着力表现人的一双大足，而酒泉干骨崖墓地出土的夹沙靴形红陶罐同样如此，庶几乎表现出四坝人对于人类双脚的赞美。这些器物与土耳其凯赛里博物馆藏的两件公元前19世纪的彩陶靴形杯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火烧沟遗址出土三狼钮盖陶方鼎的造型设计与土耳其安纳托利亚文明博物馆的鸟饰高足杯也很接近；羊头柄陶方杯上装饰的手印纹在时代相同得古波斯陶器上也能看到。对于生产工具，四坝文化出土的有銎斧在鄂尔多斯文化和西亚文化中都有出现。此外，沙井文化各遗址中出土的大量器物也能够表现出其与周边地区文化的交流、融合。武器包括无柄铜刀、孔首刀和环首刀，这些铜刀形制与鄂尔多斯文化中的铜刀有相似之处。
铜质装饰品是沙井文化遗址中出土较多的遗物，包括各式铜牌饰、铜泡、铜带扣及铜镜等。永登榆树沟沙井文化墓地出土34件卧犬纹铜牌以透雕技法铸造而成，这中蜷曲动物想象的风格与塔加尔文化早期和阿尔泰早期出现的蜷曲动物纹造型存在着很大的共性，似乎能够看到这中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交流。永昌西岗、柴湾岗墓地中出土的大量铜牌饰，其风格与亚欧草原东部的巴泽雷克文化、塔加尔文化、乌尤克文化、石板墓文化等文化中的牌饰都有着极大的相似性。而沙井文化中出土的带柄铜镜，从其特征上看，显然不属于中国中原文化带钮铜镜的的范畴，而是属于西方带柄铜镜系统。[41] 欧亚草原文化的影响，甚至通过河西走廊而渗透到中原地区，如安阳小屯发现的弓形器，属于殷墟文化二期，年代较早者属公元前13世纪后半叶之物，而且器形相当成熟。但在殷墟文化一期或更早的遗迹中，却不见弓形器，因此，不能排除弓形器在公元前13世纪下半叶以成熟形制传入黄河流域的可能。[42] 美国学者罗越（Max Loehr）认为安阳殷墟出土的北方风格青铜器，尤其是写实的动物造型，是来自于西北方向的，应受到动物母题传统早已存在的斯基泰文化的影响，殷墟发现的弓形器和兽形装饰，也来自中亚的卡拉苏克文化。[43] 河西四坝文化、齐家文化是青铜文化由欧亚草原向西南、东北、中原传播的中继站。[44]
不惟铜镜的造型特点与艺术风格，河西走廊发现的早期铜器，其冶炼技术的形成也有可能与西方的影响息息相关。四坝文化中的铜刀、铜斧、铜镜、铜耳环等，和哈密天山北路文化所见特征颇具一致性。[45] 究其来源，应在西亚中亚地区。比如泡、扣、镜、耳环等，早在公元前四五千年纪就已经在中亚的纳马兹加文化I-III期。[46] 四坝文化的砷铜合金技术早在公元前三千年纪就已经流行于西亚、中亚和欧亚草原。[47] 由是以观，上述因素在四坝文化中的出现，应缘于西亚、中亚、欧亚草原文化的东渐，堪称东西方文化交流影响的结果。[48]
外域文化对于河西走廊畜牧文化的影响也很普遍，其中最明显的一点是，河西走廊史前畜牧文化表现出强烈的亚欧草原民族的风格。比如装饰品，四坝文化中出土了为数较多的铜耳环，其中火烧沟墓地出土了一些喇叭口形耳环，这种形制的耳环与新疆塔什库尔干下坂地AII号墓地中的耳饰有着惊人的相似。据考证，这种耳饰是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经新疆传播到河西走廊，并再次影响到了中国北方草原文化中的装饰品。[49]
从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从欧亚草原的安诺、纳马兹加、阿凡纳谢沃，到新疆古墓沟，再到河西走廊四坝、齐家，再到蒙古高原朱开沟、夏家店乃至河南二里头，这些文化遗址就像一组自成体系的驿站，把东西方青铜文化联系起来，构成一条绵延不绝的青铜之路。[50]
河西走廊地处丝绸之路黄金地段，是远东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的中间地带，这里居民结构复杂，部族种族都不是单一的，即使是简单的经济贸易也会影响这里的文化面貌，因而这里的畜牧文化受外域文化的影响很大，呈现出多样化的色彩。上述这些例证足见外域文化对河西畜牧文化的影响，说明河西走廊作为中外交流通道的历史相当久远，早在张骞“凿空”之前，河西走廊就已经有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和沟通，丝绸之路的孕育在这个时代就已经开始了，河西从事畜牧业的先民，以地理之便，在史前时期即已成为丝绸之路的最早开拓者。
科研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敦煌民族史研究”（编号14JJD770006）。
作者简介：杨富学（1965- ），河南省邓州市人，博士，敦煌研究院研究员，西北民族大学教授，兰州大学教授，博导，主要从事敦煌学和西北民族史研究；陈亚欣（1988- ），女，满族，吉林松原人，硕士，主攻西北少数民族史。
注释：
[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427页。
[2] 杨富学：《河西考古学文化与月氏乌孙之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历史博物馆编：《丝绸之路研究辑刊》（第一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9~45页。
[3]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413~414页。
[4] 谢端琚：《甘青地区史前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71页。
[5]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三十年》，《文物考古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42页；李聚宝：《“舜窜三苗于三危”之“三危”在敦煌》，《敦煌研究》1986年第3期，第22页。
[6]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429页。
[7]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甘肃永登榆树沟的沙井墓葬》，《文物与考古》1981年第4期，第34~36页。
[8] 俞伟超：《关于“卡约文化”和“唐汪文化”的新认识》，《中亚学刊》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0页（收入氏著：《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08页）。
[9]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武威地区展览馆：《甘肃永昌三角城沙井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84年第7期，第599页；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三角城与蛤蟆墩沙井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第232页。
[10]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西岗柴湾岗沙井文化墓葬发掘报告》，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3~95页。
[1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西岗柴湾岗沙井文化墓葬发掘报告》，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0页。
[12] 洪猛：《双湾墓葬及沙井文化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22页。
[13]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西岗柴湾岗沙井文化墓葬发掘报告》，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6页。
[14] Fred Scholz, Nomadism:A Socioecological Mode of Culture, Ulaanbaatar: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Study of Nomadic Civilizations, 2008, pp. 53-54.
[15]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三十年》，《文物考古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42页；张朋川：《从甘肃一带出土的文物看丝绸之路的形成过程》，《丝绸之路》1999年增刊一，第6页（收入氏著：《黄土上下——美术考古文萃》，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112页）。
[16] 甘肃省钱币学会编：《甘肃历史货币》，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页。参见吴慧：《中国古代商业史》第1册，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3年，第66~68页。
[17]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367~368、376页。
[18]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酒泉干骨崖墓地的发掘与收获》，《考古学报》2012年第3期，第365页。
[19]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北方考古研究室编著：《民乐东灰山考古：四坝文化墓地的揭示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41页。
[20]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西岗柴湾岗沙井文化墓葬发掘报告》，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2、179页。
[21] 张朋川：《从甘肃一带出土的文物看丝绸之路的形成过程》，《丝绸之路》1999年增刊一，第6页（收入氏著：《黄土上下——美术考古文萃》，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111页）。
[22]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北方考古研究室编著：《民乐东灰山考古：四坝文化墓地的揭示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40、186页。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14~115页。
[24] 赵朝洪：《先秦玉器和玉文化》，《中华文明之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0~152页。
[25]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酒泉干骨崖墓地的发掘与收获》，《考古学报》2012年第3期，第357页。
[26] 韩博文主编：《甘肃丝绸之路文明》，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1页图版7。
[27] 吴正科：《丝路古城黑水国》，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1页。
[28]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330页。
[29]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356页。
[30]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394页。
[3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西岗柴湾岗沙井文化墓葬发掘报告》，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7~108页。
[32]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西岗柴湾岗沙井文化墓葬发掘报告》，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6、180页。
[33] [唐]杜佑著，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5241页。
[34] 张朋川：《从甘肃一带出土的文物看丝绸之路的形成过程》，《丝绸之路》1999年增刊一，第6页（收入氏著：《黄土上下——美术考古文萃》，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112页）。
[35] 杨伯达：《甘肃齐家玉文化初探——记鉴定全国一级文物时所见甘肃古玉》，氏著《巫玉之光——中国史前玉文化论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70~181页；张云德：《中国和田玉的历史地位及生命力》，《西域研究》2009年第3期，第108~113页。
[36] ThierryZarcone, LaRouteduJade: UnvoyagedevingtsièclesAnnée, Paris: Autrem,2001, pp.9-14.
[37] 严文明：《序一》，韩建业：《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页。
[38] 韩博文主编：《甘肃彩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6页图版15。
[39]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酒泉干骨崖墓地的发掘与收获》，《考古学报》2012年第3期，第357页图1。
[40] Li Shuicheng, The Mace-head: An ImportantEvidence of the Early Interactions along the Silk Roads, Commemoration ofCompletion of the Hyrayama Silk Roads Fellowships Programme UNESCO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Silk Roads, 2002, pp. 157-160；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酒泉干骨崖墓地的发掘与收获》，《考古学报》2012年第3期，第367页。
[4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西岗柴湾岗沙井文化墓葬发掘报告》，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1~172页。
[42] 李刚：《中国北方草原青铜器的欧亚草原文化因素》，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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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易华：《青铜之路：上古西东文化交流概说》，《东亚古物》A巻，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78页；易华：《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的中国》，氏著：《夷夏先后说》附录二，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年，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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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E. N. Chernykh, 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USSR: The Early Metal Age, translated by S. Wright,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92, pp. 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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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年第7期，第75~84页；韩建业：《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00页。
[49] EmmaC Bunker,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e Tarim Basin Vicinity and Its Impact onAncient Chinese Culture, Victor H. Mair (ed.), 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Age Peoples Eastern Central Asia, Volume II, Washington, DC andPhiladelphia: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Man in collaboration with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Publications, 1998, p. 611.
[50] 易华：《青铜之路：上古西东文化交流概说》，《东亚古物》A巻，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77页。
编按：本文原刊《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第84~89页，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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